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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称为“经天纬地，震烁古今”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简称“SCC”）第一卷的扉页上，赫然写着“谨以本卷献给南京药商鲁仕国”。鲁仕国是谁？
在南京迈皋桥基督教公墓园，一墓碑上镌刻着“姑母鲁桂珍博士之墓”。鲁桂珍又是谁？
鲁桂珍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长期的助手和合作者，在“献书”35年之后，成为他第二任妻子，而对“南京药商鲁仕国”来说，乃其长女也！
立项
鲁桂珍1904年7月出生在南京秦淮河畔，鲁仕国为她起名桂珍，据说是取桂花和珍珠之意。当时家中经营着一个书店，家境尚可。鲁桂珍从小读的是教会学校，外籍老师给她取了一个英文名，音译格瑞丝，意思是优雅。在教会学校鲁桂珍顺风顺水，一直读到金陵女子大学，她主修化学和生物，教这两门课的教授都来自美国。大学期间，鲁桂珍刻苦勤奋，现存的一册《标准英语》的原版书上还留有她不少注文。
1926年秋，鲁桂珍来到北平协和医科大学继续深造，林巧稚当时是该校高年级学生，林因出生时难产，被教会医生所救，遵母命立志当产科医生，此事给鲁桂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桂珍学成后经导师举荐去上海圣约翰大学当教师，但她更热衷的还是从事研究工作，四年后来到上海仁济医院，专注生物临床研究。
世界很大，有时也很小。两年后，就读协和医科大学时的导师来到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工作，鲁桂珍也幸运地来到向往的研究所，从事防治“脚气病”研究。
学然后知不足。鲁桂珍一边从事钟爱的研究，一边考虑到哪儿攻读博士学位。她偶然看到一则康福德－麦克劳林基金会的广告，当时李约瑟是这个基金会的司库，该基金会是以两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剑桥学生的名字命名的，其宗旨是为帮助在西班牙的国际纵队队员的亲属，鲁桂珍不禁萌发了去剑桥的想法。
有志者事竟成。1937年底，鲁桂珍如愿以偿，来到了心仪已久的剑桥大学，同时来的还有另外两名中国青年学生，巧合的是鲁桂珍的导师正是李约瑟的夫人多萝西。三个中国学生的到来，给李约瑟带来了许许多多有关中国辉煌历史的知识和资讯，既有古老的，也有近代的，李约瑟感到既新鲜又惊奇。数年之后，他在文章中回忆：“这三位中国研究生给我的影响远比剑桥给予他们的影响大得多。”
随着对中国历史了解的深入，一个问题在李约瑟脑海中时隐时现：近代科学为何在西方诞生而未在中国发生？这个疑问后来被世人称为“李约瑟难题”，他同三位学生探讨，难得答案，搜寻西方多国文字书籍，其中有关中国的寥寥无几，他不禁感叹：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大国，怎么会没有西方值得一书的科技成就呢？38岁的李约瑟产生了强烈的冲动：向鲁桂珍学习汉语，以方便自己直接阅读中国书籍，“这可是一种有四万万人使用的语言！”
在半信半疑中，鲁桂珍接受了李约瑟的请求，她想中国人开始学英语，都要起个英文名字，现在李约瑟要学习中文，也要起个中文名字，鉴于他的英文全名是李约瑟·尼达姆，她建议：“李在中国是一个大姓，同‘尼’音也相近，您的中文名就叫李约瑟吧。”李约瑟欣然接受。
李约瑟把鲁桂珍从祖国带去的一本汉语字典当做宝贝，翻了又翻，鲁桂珍又花了数个夜晚，专门为李约瑟自学编了本“多功能”汉语字典，并以通信的方式来帮助李约翰更好地掌握汉语。学习之初，李约瑟自然在文字上闹过不少笑话，却为学习增添了不少乐趣。
按照剑桥大学的学制，博士生最短的学制是三年，但对于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学生却网开一面：只要是回国服务，可以提前授予学位。鲁桂珍向大使馆递交了回国申请，提前一年获得了生物营养学博士学位。国立中央研究院授权夏威夷大学教授赵元任和鲁桂珍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加州举行的第六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并建议她会后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研究，等抗战胜利后再回国服务。
鲁桂珍离开剑桥前夕，李约瑟和她合作了第一篇中国科技史论文《中国营养学上的第一个贡献》，并相约今后要在这方面更多地合作，成就一番事业。
之后，鲁桂珍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哥伦比亚医学中心、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医院工作和生活。在哥伦比亚医学中心，她遇到了中学校友吴健雄，遂成知交。作为江苏同乡，两人一见如故。同为知识女性，都爱穿中国旗袍，常常找来布料自己动手剪裁，穿着自己缝制的旗袍，别有一番趣味。
筑基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1942年，英国政府要派一位科学家去中国，担任设在“陪都”重庆的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当时英国科学家中几乎没有懂中文的，自然选中了李约瑟。这样，李约瑟在中国生活了4年，并设置了中英科学合作馆，由6位英国科学家和10位中国科学家以及一些中英员工组成。
这四年里，李约瑟逢人就谈中国科技史，并为写作中国科技史搜集资料。他访问了300多所大学及科研机构，赠送了西方科技书刊6700多册，推荐100多篇中国论文在西方杂志发表，并结识了上千名中国知名人士及学者，包括周恩来、郭沫若、闻一多、陶行知、华罗庚、冯友兰、王亚南、傅斯年。
1946年，李约瑟赴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前夕，鲁桂珍作为助手陪同，一起来到了南京，李约瑟见到了鲁仕国，其时鲁桂珍的母亲已去世。李约瑟向69岁的鲁仕国表示了特别的敬意：“感谢你培养了一位好女儿，是桂珍启发了我对中国科技史的浓厚兴趣，她常说她对中国文明的知识是受了您的影响。”也许就在这一刻，李约瑟萌生了要把中国科技史的第一卷献给鲁仕国的念头。
在南下途中，李约瑟诗兴大发，写了一首长诗送给了鲁桂珍，诗中写道：“你是阐释者，也是对照者，凡我遇到疑难之处，总是有你……”
李约瑟到巴黎赴任后，鲁桂珍留在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在一次欢聚会上，刚迁回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见到了鲁桂珍，当头“将军”：“你是金女大的校友，可要为母校作贡献呀！”鲁桂珍当场表示：“我兼职义务教两年课程，教生物营养学。”除上课外，鲁桂珍当选为学校两个委员会的委员，教学之余她喜爱溜冰，南京老家至今还保存一双她的溜冰鞋。
1948年，李约瑟返剑桥开始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鲁桂珍应邀离开南京赴巴黎接替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李约瑟就发起成立了英中友好协会，并任会长。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在朝鲜战场和中国境内使用了细菌武器，1952年，李约瑟接到老朋友郭沫若的邀请信，前往中国和朝鲜调查细菌战的事宜。当时，郭沫若向英国18位知名人士发出了邀请信，成行前来的只有李约瑟一人，鲁桂珍买了只金表托李约瑟带给父亲。
李约瑟在中国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周称赞他的写作计划是功德无量的大事，更表示以后每隔5年要邀请李约瑟访问中国一次，以不断补充新发现的资料，同中国学者面对面地交流。在北京，李约瑟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如竺可桢、李四光、梁思成等，闲暇时他几次去琉璃厂和许多旧书铺，从中获得了不少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史料。
李约瑟参加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细菌战争事实国际委员会”，并兼任秘书长，赴中国东北和朝鲜战场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报告提供了大量美国实行细菌战的证据，由此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李约瑟挺身而出的义举，使他回国后遭到了种种不公正待遇，也正是因为此事，整整三十年之后，他才被邀赴美作学术访问。
合拢
1954年，酝酿十年、写作五载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在剑桥出版，并诞生了“献给南京药商鲁仕国”的佳话。在《序言》中，李约瑟热情洋溢地写道：“没有一个民族或多民族集体曾经垄断过对科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各个民族的成就，应当由世界人民携起手来共同赏识，纵情歌颂……，中国的全部科学技术史，应该是任何一部世界成就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致谢”一节中，李约瑟提及的致谢对象有名有姓的达51人之多，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读来，也令人动容。
该书一问世，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李约瑟著作的实际重要性和它的学术价值一样巨大，这是比外交承认还要高出一筹的西方人的‘承认’举动。”美国科学史教授普赖斯说：“他在两种文明之间架设桥梁，这种工作从来没有人尝试过。”
1957年，协助李约瑟写作的中国助手要离开剑桥赴澳大利亚，鲁桂珍响应李约瑟的召唤，在工作了9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岗位上提前退休，来到了剑桥全力投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工作。之前，周恩来总理通过郭沫若向她转达了如下意见：“你目前做的工作，远比回祖国工作更有意义。”
1961年，鲁仕国在南京病逝，享年84岁。
文革期间，一时风起云涌，浊浪滔天。鲁桂珍与南京亲属的音讯中断。其间，年过六旬的鲁桂珍连续动了两次肺部手术，这时，才答应李约瑟多次提出的加入英国国籍的建议。得到批准后，李约瑟喜不自禁，鲁桂珍却不无伤感：“国籍能改变我的肤色？我呀，还是那颗头颅那颗心！”
在阎王爷门槛前走了一遭，鲁桂珍对生死看得淡了，却平添了“赶快做”的紧迫感。而李约瑟也把原计划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由一卷扩大为七卷三十多册。随着“工程”的扩展，写作人员也不断扩容，世界各地科技史同仁不少人自愿加入这个队伍。鲁桂珍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最大的职责并不仅仅在于增加一支笔，而且在于调遣好整个“笔阵”。1983年，永久性的东亚科学史活动基地李约瑟研究所建成，李、鲁二人分别任正副所长。这年11月，中国国家科委授予李约瑟中国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一奖项是自设立以来首次授予一位外国人。
光阴荏苒，1984年，鲁桂珍80岁，李约瑟向中国科学院建议：第三届国际科学史研讨会将会场设在北京。果然，研讨会议8月在北京开幕，李约瑟特节选了他和鲁桂珍合作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第一分册生物学中的内容作为演讲的论文，题为《汉语植物命名法及其沿革》。
1986年，《李约瑟文集》在中国出版，11月，鲁桂珍在李约瑟陪同下回国出席首发式，这是她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故国之行。他们还去四川大足石窟对新发现的石刻臼炮进行了实地考察，又是抄录铭文，又是忙着拍照，“这个发现将中国使用臼炮的年代至少提前了一二百年”，李约瑟兴奋不已。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上海会见了他们。胡耀邦说：“中国近现代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了，希望从我们这代人起，经过三代人的努力，第四代就可以跻身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行列。”当得知他们不顾年迈亲往大足做实地考察，胡耀邦说：“做学问就需要这种求实精神，我们现在有些青年人，做学问态度不严肃，不做亲自考察，这一点要好好向你们学习。”
鲁桂珍和李约瑟每次来南京，都住在新街口福昌饭店，该饭店建造于1933年，楼高6层，一次弟媳问她，为何不住37层的金陵饭店？她说，还是习惯住老式建筑。
佳话
1987年12月，与李约瑟共同生活了63年的妻子因病逝世，享年91岁。两年后，经多人撮合，鲁桂珍同李约瑟结为伉俪。1989年9月15日，两位老人在学院的教堂正式举行婚礼。89岁的新郎和85岁的新娘为礼服还进行了“科学”的讨论，李约瑟说：“既是中国的姑爷，就要穿中国的长袍马褂。”鲁桂珍却不同意：“你穿你的西服，我穿我的旗袍，那才代表东西方的结合呢！”李约瑟欣然应允。
25位同事和好友参加了婚礼，李约瑟坦露心迹：“两个八十开外的新郎和新娘站在一起，看上去或许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铭是‘就是迟了也比不做强！’”并表示：“没有比娶中国人为妻，更能说明我对中国文化的爱恋了。”
1990年8月，第六届中国国际科技史研讨会暨贺李约瑟九十寿辰活动在剑桥大学举行。中科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主任卢嘉锡前来与会，将中科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聘书面交鲁桂珍。同时，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2790的小行星，经国际小行星组织批准，命名为“李约瑟星”。
1991年11月28日，与李约瑟仅仅过了两年琴瑟之好生活的鲁桂珍因病在医院辞世。在英伦三岛引起不小的震动：《泰晤士报》刊文：“鲁桂珍除了妩媚动人、和蔼可亲之外，性情严谨，在辩论中能成为一位顽强的伙伴，她全身心投入来建立剑桥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与研究所，使其永存。”《卫报》刊文：“生气勃勃、善于观察、意志坚决、坦率耿直的她，在建立东亚科学史基金机构、图书馆、研究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她对组织和管理工作有独特的见地，深知轻重缓急。”
鲁桂珍遗体火化后，一部分骨灰安葬在李约瑟研究所庭院的一棵菩提树下，横卧的弧形石碑上写着“此处安葬着鲁桂珍·尼达姆的骨灰”，另一部分寄回南京，安葬在父母墓地附近。
4年后，95岁的李约瑟也撒手人寰，遂成绝唱。关于鲁桂珍和李约瑟半个多世纪的故事，1990年起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华裔学者何丙郁说：“我认为，鲁桂珍对中国科学史的最大贡献就是引出了一个李约瑟。假如她没有在1937年去英国，恐怕科技界不会有一个李约瑟，而仅在生物化学界中有一个约瑟夫·尼达姆。”而鲁桂珍的自我评价是：“约瑟在两个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我就是支撑这座桥的桥拱。”
桥拱永立。
（责任编辑：顾鸿）